七歲就認識的老友「賊佬」，早上七時傳來簡訊，關於「鴉片戰爭」，大概是他覺得現代人批判歷史很不公道，有點憤憤不平。賊佬在股票市場上「打家劫舍」幾十年，獲利無數，分明是個勢利商人，最近是什麼東西勾起了他的民族情意？不禁令我失笑。
事緣香港中國歷史教科書引用了一段當代英國著名歷史學者史景遷(Jonathan Spence) 《追尋現代中國》的著述:
讀書最怕斷章取義，只憑一段引述，就去評斷史景遷的歷史觀對不對是不公平的。不過我也沒有興趣找他的原作從頭到尾讀一遍。追尋真相最好是直接回顧歷史：
簡單說，自1624年荷蘭佔領台灣後，用鸦片混合菸草以菸斗吸食的方法傳入台灣，1683年台灣納入滿清版圖，鴉片事業自台灣開始流入中國廣東/廈門一帶。眼看吸食鴉片的風潮愈來愈嚴重，自1725年雍正時期的清政府就開始頒布禁菸令，後經歷乾隆嘉慶，到第四代的道光皇帝才派林則徐為禁菸大臣。可以說，對於外國貿易鴉片進來而不升級為國際衝突，此前滿清政府已經容忍了一百多年。
林則徐於1839年火燒鴉片，引發了鴉片戰爭，英國在中國南部活躍的商船隊和軍隊打了幾個小敗仗，鴉片商人回去告狀，煽動議會，於是英國國會通過商人鼓吹的反攻計劃，從印度及其他駐點大量增援，船堅炮利，炮轟廣州、廈門及寧波等地，滿清兵敗如山倒，簽訂南京條約投降，陸續割讓了香港、出租了九龍及新界給英國。在滿清的立場，是乾脆割一塊南方小地給你停船賣鴉片，而不屬於滿清領土，維護了尊嚴，也可以繼續在滿清自己領土上禁菸。
林則徐低估了英國的反應和戰力，清朝兵敗後變成歷史罪人，被貶到新疆伊犁。而台灣，自1895年進入日治時期開始積極禁菸，到1946年宣稱最後一位菸癮者完成戒菸治療，足足經歷了三百多年的鴉片菸禍。
今天的台灣毒品侵入校園情況甚為嚴重。假如有位老師發現有黑道在校內兜售毒品，憤而擊退小嘍囉，把毒品沖進馬桶，結果小嘍囉回去召救兵，一枝穿雲箭，千軍萬馬來相見，最後導致校園被黑道包圍。我們當然也可以說，這老師鲁莽低估了黑道的反應和戰力，甚至引用史景遷的語法:
「毒品交易是黑道貿易重要的一環，為黑道賺錢的重要途徑。若一旦禁絕，將嚴重損害黑道的利益。當然我們並不是說老師不應禁毒，而是他不明白黑道的貿易狀況，也毫不考慮禁毒對校園跟黑道的關係的衝擊，輕率地單方面嚴禁毒品，這顯然是不明智的做法，並最終釀成戰爭。」（一笑）
站在教育或學術的立場，第一件事須要跟學生討論的應該是：「鴉片是什麼？對個人及對社會有什麼利益禍害？清政府為什麼要禁鴉片菸？」然後才會談到鴉片貿易對中英雙方有什麼利弊。史景遷從英國單方面的經濟角度去解釋歷史未必有錯，歷史上大部分的侵略均來自弱肉強食的經濟需要，但以之來作為中小學教材，問「根據以上資料，林則徐燒鴉片是否明智？」這樣去教育學生何謂「明智」，真的明智嗎？（詳如附圖一二）
諾貝爾獎經濟學家Milton Friedman (1912-2006)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學派的鼻祖，他在1970年就提倡「企業的唯一社會責任就是利潤極大化。」 在他的理想世界中，只要企業盡全力賺錢，按時付薪，依法繳稅，無論股東、員工、客戶、政府自然都會受惠，所以企業只須盡力賺錢就好了。
然而五十年過去，我們發覺市場上出現了許多龐然巨物，這些大型國際企業的財力甚至比許多國家政府的經濟實力還要強大，卻未曾作出相對應的社會回饋。
事實上，如果公司的唯一責任就是賺錢，公司的全體專注力自然都集中在如何增加客戶和增進營收，如何提昇市佔率、成長率、獲利率，而這些「關鍵數字」都與社會成本毫無關連。
2020年8月美國圓桌會集合了181家企業掌門人發表了一篇新企業宣言，大概是說從此他們除了盡力滿足股東和客戶的需求外，也同時會照顧到上下游合作夥伴、員工和社區的利益。(詳如前文<江湖規矩>)
這是否意味著美國的領先企業終於一夜間集體良心發現? 這可能是可能也不是。資本主義或市場學的企業導向簡單說就是「因應時勢從中獲利」，而資本主義的募後老闆其實就是那些資本家投資人。近年由幾家國際頂級的私募基金領頭，發起了綠色基金(Green Fund)，ESG 永續投資 (ESG investment)等，在決定投資項目上，除了檢視一間企業傳統的ROI (投資回報率Return On Investment)，同時也檢視它的SROI(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社會投資回報率)。
簡單說，這些大型資金考慮投資一間企業，除考慮其在未來營收及獲利上的發展前途外，鎖定投資項目必須符合CSR (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)，ESG (環境、社會責任、內部管理Environmanet, Social and Governance)評估報告等，如在這些社會領域上沒有傑出的表現，即使客戶再多前景再好，資金也不會投資進去。
廿一世紀的資本主義並不是由企業領航，金融市場的資金才是大老闆，投資風向改變，再大的企業無論願意或不願意，都要屈從，而在上市公司的年報上，你會發現除了關於企業的營收獲利報告和業務發展項目外，多了一份永續報告(Sustainability Report)或ESG報告(香港上市公司多稱為<環境、社會及管治報告>)。
簡說ESG，就是環境(Environment), 社會(Social)和管治(Governance)三個要素:
環境: 這是工業時代的後遺症，我們只顧大量生產和消耗能源，排炭量大到足以令臭氧層破洞，導致全球暖化危機，南北極冰塊消融，全球水平線急速上升。工廠的排污污染了河流和空氣，棄置的垃圾無法天然分解，丟到海裡又破壞了海洋生態，大興土木開發房地產，砍划樹木作材料，令綠化森林愈來愈少，稀有動物瀕臨絕種… 不考慮保護自然的結果，是讓下一代面臨地球生態危機。今天如再發生知名半導體龍頭工廠排放廢污水污染高雄河溪，就不會是司法訴訟七年才由政府罰款區區不到新台幣五千萬了事，可能多家大型基金在東窗事發後就立刻撤資，大量拋售其股票也。
社會: 社會責任的考量，除了客戶權益的保障外，也涉及員工權益，基本人權，例如針對種族歧視、性別歧視或任用傷殘及社會弱勢人士的比例，及該些人等有否獲得公平的員工待遇和晉升機會。此外，動物的權益也是考慮之列，例如使用動物測試食品，或大量捕殺某一動物為生產原材料，除影響生態以外，也有違人道主義立場。至於大量使用塑化劑或白砂糖或味精，對人體長期食用造成遺害，這些也都不是現代社會認同的賺錢企業。
管治: 公司的管理架構直接影響到公司的估值。從最頂端的管理層: 例如過去幾十年美式管理的CEO權力過大，甚至同時兼任董事會主席，或亞洲大部份企業為家族企業，繼承人制度和後繼者的能力直接影響到公司的發展。中高階人才的獎勵，所有員工的基本待遇，年資保險及工作風險等等，都會列入考量。
過去政府是消極地設定條例讓企業符合基本標準，例如勞工法或環境保護相關法例如水污染防治法等，所謂消極是指其法規和罰則其實不算嚴苛，因為條件若太嚴苛企業就會把工廠搬移到別的國家，本來的地方就失去大量就業機會，造成失業潮。企業也只是消極地達到政府要求的最低標準，因為這些「公益」部分做得愈好，意味成本也愈高，勢必影響實質獲利。
所以資本主義社會還是要由金主說話，金主是老大，他說ESG做不好就不投資你，你就會力求ESG做出好表現，爭取金主的青睞。以利導善，對整個社會的未來就產生了正面作用。
以上這些ESG項目隨社會變化仍會陸續增加新項目吧，看起來雖然較為抽象和理想化，實際上卻已紛紛以數據方式呈現，成為投資人的重要參考數據。台灣把ESG報告及這類型涉及社會回報的投資命名為「永續投資」項目，基本精神就是要求企業在賺錢之餘，不會遺害下一代，甚至令當時的社會及未來的社會，都變得更美好。
今天的創業如只有賺錢頭腦，沒有社會頭腦，是做不成大生意的。今天企業的經營，也逐漸從利己事業，走向利他事業。這也是為什麼今天美國總統川普的利己政策，頭腦思維一如１８４０年決議發動鴉片戰爭的英國國會，而沒有獲得本地及普世社會大多數認同的原因吧。用今天ESG的眼光去閱讀歷史: 鴉片貿易是否一門利他的符合普世利益的生意？這第一關就過不了，還需要大費周章引經據典說明其利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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